苏东坡有焙新茶诗云：“仙山灵草湿行云，洗遍香肌粉未匀。明月来投玉川子，清风吹破武林春。要知冰雪心肠好，不是膏油首面新。戏作小诗君一笑，从来佳茗似佳人。”将佳茗与佳人相行并谐，比为人生的至爱和至情。由之“双佳”相依相成，实为人间佳话。苏子在另一首词中又吟“且将新火试新茶，诗酒趁年华。”吟出新茶与新火之新，是要日新又日新，珍惜当下、不负韶华之情，是满满的人生期待。

　　茶对于人生，不仅不弃不离，更有茶景如痴如醉、茶情如歌如泣、茶意如梦如幻、茶思如缕如烟、茶语如深如浅的诸多故事。宋人杜耒有诗云：“寒夜客来茶当酒，竹炉汤沸火初红。寻常一样窗前月，才有梅花便不同。”为了探寻这使得生活不同之“梅花”——茶，故作文试之一述。

　　茶之为艺，萌芽于汉唐，发展于宋元，盛行于明清。可分为选茗、择水、烹茶、配具、仪式、品饮、茶境等诸多流程。在汉朝时，杜育的《荈赋》要求取水“挹彼清流”；选器则“器择陶简，出自东隅”；煎茶需“沫沉华浮，焕如积雪，晔若春敷”；酌茶则“酌之以匏，取式公刘”。唐朝时，陆羽《茶经》横空出世，系统详述茶源、茶具、茶造、茶器、茶煮、茶饮、茶事等，将茶艺文化推进到一个时代高峰。宋元时期，茶艺普及，“日饮而无厌，时啜无不宁”（宋·梅尧臣《南有嘉茗赋》）。成为“柴米油盐酱醋茶”（宋·吴自牧《梦梁录》）的开门七件事之一。宋代流行点茶法与分茶法，更注重茶的意境，陆游有诗为证：“已炊藟散真珠米，更点丁坑白雪茶”。分茶可在茶汤表面幻化出山水、草木、花鸟、虫鱼、文字等各种图案，更具文人情怀和悟道人生。陆放翁有诗云：“取琴理曲茶烟畔，着鹤梳翎竹影间”，已将饮茶与艺术人生水乳交融。

　　唐代诗人白居易《山泉煎茶有怀》诗曰:“坐酌泠泠水，看煎瑟瑟尘。无由持一碗，寄与爱茶人。”与爱茶人共享，以茶煎尘。无由一碗，坐酌出尘，这是何等人生光景？

　　明代时，文人茶蔓延，专注真味兴品，高蹈尘上。朱权（朱元璋第17子）在《茶谱》中说：“（茶饮）本是林下一家生活，傲物玩世之事……举白眼而望青天，汲清泉而烹活火，自谓与天语以扩心志之大，符水火以副内练之功。”文人许次纾在《茶疏》中认为“心手闲适，披咏疲倦，意绪纷乱，夜深共语，风日晴和，轻阴微雨，荷亭避暑，小院焚香”等皆为品茗适佳时刻。

　　茶艺博大精深，面对每一种茶的冲泡，都有不同的茶艺修持。以现代绿茶茶艺为例，可以窥见一斑。其茶艺流程大抵为：点香，焚香除妄念；洗杯，冰心去凡尘；凉汤，玉壶养太和；投茶，清宫迎佳人；润茶，甘露润莲心；冲水，凤凰三点头；泡茶，碧玉沉清江；奉茶，观音捧玉瓶；赏茶，春波展旗枪；闻茶，慧心悟茶香；品茶，淡中品至味；谢茶，自斟乐无穷。

　　就茶叶本性而言，是南方之嘉木，属山茶植物门。相对人而言，其性首先表达为“饮”。人需饮水以解渴，而加上茶，则多了一种解乏、生津、提神、清心等功能。唐人卢仝说：“一碗喉吻润，二碗破孤闷，三碗搜枯肠，四碗发轻汗，五碗肌骨清，六碗通仙灵，七碗吃不得也，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。”（《七碗茶歌》）这其中既含有茶多酚的作用，又关联了日常生活和哲学本体。

　　其次，茶之性为“俭”。《茶经》曰：“茶性俭”。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讲“吾恒有三宝”，“俭”即为三宝之一。“俭”在老子，有虚怀静敛、不耗散精神之义，为内修之德。饮茶，能意会“俭”之本，故能清心寡欲、散淡不争。故茶圣陆羽说：“茶之为饮，最宜精行俭德之人。”

　　其三，茶之性为和。老子曰：“万物负阴而抱阳，冲气以为和”。茶亦如此，集天地之灵气，润阴而合和，妙在转合交融。茶性由五行生克而成，致清导和，自性清明。

　　茶与人结缘，天然就暗合了道。唐人刘贞亮《饮茶十德》曰：“以茶散郁气，以茶驱睡气，以茶养生气，以茶除病气，以茶利礼仁，以茶表敬意，以茶尝滋味，以茶养身体，以茶可养志，以茶可行道。”可见，古人已将茶与道的关系看得明白了。

　　茶道给人以高境，让人从容地面对生活，安静地享受人生。故苏东坡曰：“雪沫乳花浮午盏，蓼茸蒿笋试春盘。人间有味是清欢。”清明的欢愉，是茶道的大好时光。（邓名）